裁缝杨叔

春节回乡与父母一起过年，边包饺子边和母亲拉家常。母亲突然问我，还记不记得杨叔，就是那个裁缝杨叔。我眼不离手，飞快地包着饺子，努力使它在我手心里呈现出一个个“元宝”，嘴里漫不经心地应声：“记得，怎么会不记得呢。”“他去年夏天走了。”听见母亲的话，我心里蓦地一怔，不由停下手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小县城，人们还不能像现在一样，在各大商场选购称心如意的服装。县缝纫社的裁缝就成了人们满足个人需求，追求美好生活的“魔术师”，特别是像杨叔这样身怀绝技的“大裁缝”更是受人追捧。每天堆在他案头的各色衣料足足有两尺高，送衣料的人们总是不放心地叮嘱他：“这是托人从上海带来的毛哔叽，就拜托您给做件中山装。”这时候，他总是很忙，忙得连视线都离不开案头摊开的活计，对顾客的叮嘱，淡淡回应：“放心吧，三天后来取。”

我和杨叔的缘分源于一条粉色的旗袍。那时的我7 岁，经常穿着哥哥姐姐淘汰下来的衣服，看着同院的小姑娘们漂亮的花裙子，也禁不住渴慕。一天，妈妈那口漆着棕红油漆、镶着古色古香铜锁的大木箱忘了上锁，我打开箱盖，好奇地翻看这“百宝箱”，箱底下，压着一块粉色的确良，我的小手在那娇艳欲滴的衣料上摩挲着，心想，这样的衣料做成裙子穿一定很美。看着那团粉嫩衣料，再看看自己身上的海魂衫，我心一横，抱着衣料撒腿就往东门口的缝纫社跑，一路上头也不回。

看着满头大汗的我，杨叔抬起手，笑眯眯地为我拭去顺着额头留下的汗水，听着我断断续续的“要一条可以转出喇叭花的裙子”的诉求，他量了量我的身高，胸、腰、颈围，又量了量手里的衣料，笑着说：“做一条喇叭裙要宽口面的衣料，你这块不够。”听了这话，我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忙说：“但是咱们可以做一件更漂亮的小旗袍呀！”“真的吗？”我欣喜地问。“嗯，相信我！回去吧，明天让你爸爸妈妈来取！”我边往回走，边回头，看着他笑着扬起手。

下班回家的妈妈发现丢失了一块衣料，在问过姐姐后，我被妈妈严厉地批评了一顿，并要求我去缝纫社取回衣料，妈妈说那是“六一”儿童节准备给我和姐姐一人做一件短袖衫的。被教训的我满心不是，嘟着小嘴慢慢腾腾向大门口走去。这时，一个身穿白衬衫的人手里拿着一块粉色东西迎面走来。是杨叔！我几步上前。“看！提前完工，快试试！”杨叔扬着手里的旗袍，笑着说道。

粉红色的旗袍可真好看！我再也不是个假小子了，我也可以是漂亮的一个小姑娘了。是杨叔为那个年代小县城的人们打开了追求美好生活的窗口，现如今无论身上穿着什么样的服装，心里却总觉得缺点什么，可能就是那点平凡生活中的欣喜吧。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