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的味道
□刘颖红
当命运之舟把我摆渡到杏坛之上时,是二十多年前的金秋时节。
那时,我尚不知道长安城里的牛羊肉泡馍还有小炒这样的品类,也不知道在大皮院市教委附近饮用海星牌果汁饮料时需要用吸管辅助,更不清楚105路电车的终点是何时从钟楼改至火车站的。我莽莽撞撞、混混沌沌,像刘姥姥走进大观园,被校长接到了古城东郊的一所中学,走上三尺讲台。每每临窗眺望,西红柿由绿泛红,黄瓜秧枝枝蔓蔓,时序更迭,素心如简。
那时尚未实行双休,每逢周末,学校孤寂冷清,心就像野草疯长。大多时候,辗转坐乘105路电车,从终点到起点,从起点到终点,如同从一数到百,再从百数到零,以排解寂寞,排遣孤独,体验职场第一课,谨系人生第一粒纽扣。
唯一引以为豪的是,我们的学校坐落在一个叫凤凰嘴的山脚下,据传这里是汉文帝的陵寝所在地,这位史上最节俭的皇帝,享有“文景之治”之美誉。清代著名学者、陕西巡抚毕沅曾在此勒石立碑。当然,二十多年后的考古新发现,汉文帝陵寝坐落在此不远处的白鹿原上,则是后话。
学校新来的四位毕业生中,有身材高挑的杭老师,文质彬彬的杨老师,豪爽大气的黄老师,还有愚钝木讷的刘老师,也就是我了,唯一的男劳力。因为名字的原因,第一次开教职工大会时,当校长向与会教师宣布我们四名新入职教师的姓名时,我们依次站起来向大家致意。会后我听到大家议论纷纷,原来大家只听名字,以为我就是那位黄老师,因为黄老师的全名叫黄俊鹏,九万里风鹏正举,多么豪放气派啊,怎么会是女性的名字呢?可偏偏名字是爹妈起的。
学校安排我承担两个班的语文课教学任务,同时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那时的我,毕竟年轻,虽说尚未完全融入嘈杂的校园环境,但一旦领授了任务,就激情满怀、全力以赴,就像入伍的新兵,个个摩拳擦掌,谁也不愿落个逃兵或差兵的评价。
总是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带领学生向凤凰山方向跑步行进。由于是山间土路,常常烟尘四起,让人想起小时候在故乡求学时的泥污不堪,只是角色转换了,当年负笈求学的学生娃,变成了责任在肩的“工程师”,一时半会儿还没回过神。
总是在给学生布置、讲习作文时,我总先自己写一篇同题作文,以期鼓励学生勇于作文、勇于实践。我的观点是,语文的本质就是说和写,说就是多读、多背名家名作,写就是多练笔,多写熟悉的人和事。说实话,我一向不喜欢向学生过度解析段落大意,如同向蹒跚学步的孩子强调如何先迈左腿还是右腿一样,到头来恐怕连如何迈步走路,如何文从字顺也会变得越来越难,落个东施效颦的笑柄。
那时的我,闲余喜欢梳理心情,整理文字。工作第二年,即在《西安日报》的“西岳”副刊发表了一篇2400字的处女作。当年那篇一年前写就的文章,经辗转投稿,最终抵达“西岳”副刊编辑丹舟手中。
还清楚地记得,一天早上,我正在二楼给学生上课,教室门虚掩着。“刘老师,接电话!”一阵熟悉的声音从门外飘进来,确定是传达室的杨师傅叫我之后,我便飞奔下楼,接听那个稀罕又注定不寻常的电话。“你是刘颖红嘛,我是西安日报的!”电话那端传来了极具磁性的男中音。“哦,我是,你好丹舟老师!”我略略顿了一下,因为电话来得突然,加之一周前向报社投稿的事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还好,我很快反应上来投稿的事情,随即在电话里交流了稿件以外的话题。“希望老师在百忙之中对我的稿件斧正!”一周后,稿件全文刊发,经我与原稿核对,几乎没有改动。样报寄来的早上,校园上空的太阳异常的大,异常的红!那段时间,成了热点话题。
不久,出于庸常的感恩之心,我曾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搭乘105路电车,买了一把香蕉,带了另一篇稿件,辗转前往小南门拜见丹舟老师。遗憾的是,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也为了给投稿留足体面,水果最终没有拿给老师。寒暄鼓励之后老师送我一部诗集,扉页上有他骑着大马的照片,英姿飒爽。那篇带去的稿件最终没有刊发,我知道,是因为缺少生活,和香蕉无关。
二十多年过去了,每每路过小南门,看到西安日报社,说起人生的第一回,我都会想起丹舟老师,他叫郭树兴。
后来我离开杏坛,发了不少新闻作品和零星文学作品,总感觉缺少那篇处女作的味道。我知道,那是老师的味道,是生活的味道,是真善美的味道。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刘颖红
当命运之舟把我摆渡到杏坛之上时,是二十多年前的金秋时节。
那时,我尚不知道长安城里的牛羊肉泡馍还有小炒这样的品类,也不知道在大皮院市教委附近饮用海星牌果汁饮料时需要用吸管辅助,更不清楚105路电车的终点是何时从钟楼改至火车站的。我莽莽撞撞、混混沌沌,像刘姥姥走进大观园,被校长接到了古城东郊的一所中学,走上三尺讲台。每每临窗眺望,西红柿由绿泛红,黄瓜秧枝枝蔓蔓,时序更迭,素心如简。
那时尚未实行双休,每逢周末,学校孤寂冷清,心就像野草疯长。大多时候,辗转坐乘105路电车,从终点到起点,从起点到终点,如同从一数到百,再从百数到零,以排解寂寞,排遣孤独,体验职场第一课,谨系人生第一粒纽扣。
唯一引以为豪的是,我们的学校坐落在一个叫凤凰嘴的山脚下,据传这里是汉文帝的陵寝所在地,这位史上最节俭的皇帝,享有“文景之治”之美誉。清代著名学者、陕西巡抚毕沅曾在此勒石立碑。当然,二十多年后的考古新发现,汉文帝陵寝坐落在此不远处的白鹿原上,则是后话。
学校新来的四位毕业生中,有身材高挑的杭老师,文质彬彬的杨老师,豪爽大气的黄老师,还有愚钝木讷的刘老师,也就是我了,唯一的男劳力。因为名字的原因,第一次开教职工大会时,当校长向与会教师宣布我们四名新入职教师的姓名时,我们依次站起来向大家致意。会后我听到大家议论纷纷,原来大家只听名字,以为我就是那位黄老师,因为黄老师的全名叫黄俊鹏,九万里风鹏正举,多么豪放气派啊,怎么会是女性的名字呢?可偏偏名字是爹妈起的。
学校安排我承担两个班的语文课教学任务,同时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那时的我,毕竟年轻,虽说尚未完全融入嘈杂的校园环境,但一旦领授了任务,就激情满怀、全力以赴,就像入伍的新兵,个个摩拳擦掌,谁也不愿落个逃兵或差兵的评价。
总是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带领学生向凤凰山方向跑步行进。由于是山间土路,常常烟尘四起,让人想起小时候在故乡求学时的泥污不堪,只是角色转换了,当年负笈求学的学生娃,变成了责任在肩的“工程师”,一时半会儿还没回过神。
总是在给学生布置、讲习作文时,我总先自己写一篇同题作文,以期鼓励学生勇于作文、勇于实践。我的观点是,语文的本质就是说和写,说就是多读、多背名家名作,写就是多练笔,多写熟悉的人和事。说实话,我一向不喜欢向学生过度解析段落大意,如同向蹒跚学步的孩子强调如何先迈左腿还是右腿一样,到头来恐怕连如何迈步走路,如何文从字顺也会变得越来越难,落个东施效颦的笑柄。
那时的我,闲余喜欢梳理心情,整理文字。工作第二年,即在《西安日报》的“西岳”副刊发表了一篇2400字的处女作。当年那篇一年前写就的文章,经辗转投稿,最终抵达“西岳”副刊编辑丹舟手中。
还清楚地记得,一天早上,我正在二楼给学生上课,教室门虚掩着。“刘老师,接电话!”一阵熟悉的声音从门外飘进来,确定是传达室的杨师傅叫我之后,我便飞奔下楼,接听那个稀罕又注定不寻常的电话。“你是刘颖红嘛,我是西安日报的!”电话那端传来了极具磁性的男中音。“哦,我是,你好丹舟老师!”我略略顿了一下,因为电话来得突然,加之一周前向报社投稿的事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还好,我很快反应上来投稿的事情,随即在电话里交流了稿件以外的话题。“希望老师在百忙之中对我的稿件斧正!”一周后,稿件全文刊发,经我与原稿核对,几乎没有改动。样报寄来的早上,校园上空的太阳异常的大,异常的红!那段时间,成了热点话题。
不久,出于庸常的感恩之心,我曾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搭乘105路电车,买了一把香蕉,带了另一篇稿件,辗转前往小南门拜见丹舟老师。遗憾的是,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也为了给投稿留足体面,水果最终没有拿给老师。寒暄鼓励之后老师送我一部诗集,扉页上有他骑着大马的照片,英姿飒爽。那篇带去的稿件最终没有刊发,我知道,是因为缺少生活,和香蕉无关。
二十多年过去了,每每路过小南门,看到西安日报社,说起人生的第一回,我都会想起丹舟老师,他叫郭树兴。
后来我离开杏坛,发了不少新闻作品和零星文学作品,总感觉缺少那篇处女作的味道。我知道,那是老师的味道,是生活的味道,是真善美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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