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工

□文锁勤

每天，我都穿梭在这座城市。城市似乎以秒速发生着巨变。河堤在建、公园在建、广场在建，幢幢高楼拔地而起。瓦工就在这些地方辛苦地工作着。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晓得在报纸媒体里，他被叫作进城务工人员，街坊邻里干脆就叫他民工。而在许多和着沙子水泥、拉着推车的同行里，他被尊严地称为“大工”或“匠人”。

瓦工穿一件长袖T恤，胸前印着一幅“家电下乡”的广告图案，土黄的裤子旧得泛白，黄绿胶鞋满是瓦砾蹭烂的窟窿。脸色就像东北加西北长庄稼的土地，走在楼盘宣传廊的背衬中，有点像油画里的人物。每天一大早，他就来到工地，一手掂着瓦刀，一手拿着砖块，站在脚手架上，开始了“咣咣”地敲击。给他打下手的是两个年过三十的女人，一高一矮，都穿着从劳保店里淘来的橄榄色迷彩服，一顶灰黄色的安全帽，将大半个脑袋护了起来，像民间社火里滑稽搞笑的大头肖像。脸红里透白，浸着汗湿，白得像水粉画的纸，红得像纸上的彩描，或是画上落款的印章。矮女人不紧不慢地和着砂浆，高女人不慌不忙地往墙脚运着砂浆。三个人配合默契，像事先商量过一样。瓦工脸上粘满泥灰，深深嵌进额头的皱纹，汗渍浸透的衣服，胶皮一样粘在背上。巨大的混凝土墙像从天而降的幕布，在我的眼里倒垂下来，又像一幅看不过来的灰屏，在我的注视中不断延展拉伸。街上有时尚的男人吃着冰棍，漂亮的女人撑着遮阳伞，勾着肩从眼前飘过。瓦工灌着一瓶浓茶，看似疲惫的脸庞，在毒辣的太阳下自个儿灿烂。

意想不到的是，我又有了一个惊奇发现。

每天晚上，瓦工会去北街的舞厅跳舞。第一次瞧见他时，我有些许疑惑。干这么重的体力活，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劳累，怎么会有这种闲情逸致。虽说我不敢肯定跳舞这等体面、时尚、阳光的活动，是悠闲人、身份人特定的娱乐方式，至少像瓦工这样的群体，天天沉溺这种场所，更需要时间保证和精力支持。于是我更加怀疑自己会不会看错了，更加质疑天天出现在北街舞厅的这个中年人，会不会是瓦工本人。在一个风清月朗的夜晚，我怀着极大地好奇心、猎奇心，走进了这家舞厅。

舞池里，瓦工一幅黑土加黄土长庄稼的笑脸，有棱有角，阳光亲切。他绅士似的挽着一位身材高挑的女舞伴，在灯球打出的彩光里翩然旋转。优雅得体的舞姿，让我目瞪口呆。只是那落满泥灰、长满窟窿的T恤，早已变成笔挺的西装。女子一袭黑色光亮的长裙，半高腰皮靴，头发高挽着，一对明晃晃的耳坠子，在光影里欢快地闪动。一阵，又有一位清纯靓丽的红衣女子与瓦工相约而舞。瓦工脚步踏实稳健，一板一眼地掌控着节奏。那位红衣女子就像一只妩媚可人的蝴蝶，又像一团热情奔放、魅力四射的火焰。他们一会跳着探戈，一会跳着伦巴，一会跳着恰恰。整个舞场因瓦工和红衣女子的绝妙表演，沸腾起来，掌声喝彩声不断。

瓦工的日子是辛劳的，但被称作“匠人”的瓦工，生活又是匠心独具的。白天，他顶着烈日、浸着冷风为生活打拼；夜晚，他又踩着鼓点、嚼着口香糖，在阳光女子的邀约中，放飞心情。瓦工或许说不出生活或生命的意义，但他的活法，却为我传递着这样一个浅显而又深邃的道理：劳动为了生活，生活必须快乐。这便是超越的幸福。

（单位：崔家沟监狱教育改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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