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激变中寻觅故土

乾县籍作家杜芳川的长篇小说《战乾州》以乾、周两户人家的家族史为主线，描写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之交乾州人民的觉醒和坚守。作者在后记中写道，这是一部在“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完成的作品，作者也希望借助这样一部作品，为乾县写一点值得记忆和拥有的东西。

故事开始于一场祭祀活动。乾州城遭遇大旱，百姓无以维生，当地大户乾家与周家听从梁道士的计策，要进行“传统”的祈雨活动——火祭。然而，火祭要牺牲一对童男童女，乾、周两个家族的人都不愿牺牲亲骨肉，争执不休，最终从人市上买回一对童男童女，以完成祭祀。所幸在祭祀开始前，天降甘霖，两个孩子在历经波折后，成为乾家的养孙子、养孙女……故事就此拉开帷幕。两个家族、三代人，跨越了清末时代、军阀割据和民国时期，直到最后看到社会主义的曙光……作者以乾州厚土为纸，以历史资料为墨，为家乡记录了一段极具“地方传统气质”的变革过程。

我国自古是乡土的中国，它是与封建社会配套的一系列世界观。而乡土的文明面对革命和现代化，往往是最遭冲击的，往往呈现出激烈的断裂。历史上，乡土文学始终要处理革命与新人的问题。这是从茅盾起，中国作家就获得的问题意识：“在特殊的风土人情之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运命的挣扎。”在激变的世道中，人们如何从原有的世界观中挣脱，实现思想的启蒙和进步，一直是乡土文学的重要主题，甚至延续到了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中。只是寻根文学常常将断裂处理为传统的“无力”与“无望”。

《战乾州》在坚持“乡土中国”这点上也不例外。但极富意味的是，如果说20世纪初期的作者渴求“彻底的”变革与“完全的”新人，他们以各种方式与传统“决裂”，而寻根文学把“传统”置于被抛弃、被剥夺的无望中，那么在这里，“传统”反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小说中，对乾州地区自然和人文景观的用心描写，有意识地为人物的活动和心理特征，提供地域文化（仪式、饮食、民俗）的依据和背景。它不仅是老一辈（如乾安澜）的行动依据，也是子一辈怀义、书艺的行动依据，甚至是孙辈天赐、天秀的行动依据。

“传统”在小说中始终散发着母性的、极具包容性和生产力的光辉。乾陵是它的主要形象。乾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武则天的陵寝。作者在文中毫不吝啬对乾陵的赞美。它对乾安澜一代有着强烈的精神引导作用：武则天为民祈雨，极具仁主风范，于是乾安澜的祈雨也完全出自善意，本无意伤害任何人；武则天立无字碑，功过任由后人评说，于是族长召集子孙、在无字碑前对子孙施予教育。但另一边，乾陵也是身体性的。它像一位巨大的女性躺倒在山川之间，是身体，也是生命，在小说中常常比作女人的丰乳肥臀，象征着生产的丰盛。

另一个有趣的点在于，作者非常擅长描写饮食，也着力描写“挂面、锅盔、馇酥、豆腐脑”，这样的片段，往往令观者食指大动，垂涎三尺。可以说，在这本小说中，“乡土”其实不能算作“革命”或“启蒙”之前的“未开化”状态，它的物质性与精神性是混合在一起、不分彼此，而且相对独立完整。这片土地与土地上的物产也如母亲一般，养活了她的子女，也教育了她的子女。

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灵魂人物乾安澜不能被视为传统的封建大家长，反而更像一座传承历史的桥梁，以传统的力量将新人渡去历史的另一边。虽然乾安澜也迷信礼教、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但在此基础上，他的内心非常温柔。他始终坚持朴素的道理和正义，也“温柔”地在不破坏既有规矩的前提下，尽可能为每个弱者谋生路。“杀人”不对，所以要保护不幸沦为祭品的孩子；孩子卖不出去，就领回家自己养着（甚至差点惹来杀身之祸）；教育子孙是重中之重，所以要办学堂；“种大烟”不对，昧良心的钱不能赚；面对“祭品”天赐的指责，他也忏悔认错……在这个人物身上，曾经长时间作为“历史局限性”的传统意识反而是养育新人的土壤。怀义、书艺等子一代都成长为富有学识、明辨是非的战士，而天赐也能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对于革命战士和匪帮江湖气的描写非常生动具体。

最后，作者说乾州人“人性刚方、俗尚俭朴。男勤稼穑，女事桑麻、勤纺织”。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的“寻根”意味仍旧浓郁。在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10年后的今天，现代化进程又何尝没有在激变、在飘荡。借用洪子诚先生的话说：“80年代中国农村进行经济改革，农村发生制度、心理、人际关系等变动，改变了传统社会秩序，导致在价值观和人生方式上的选择和‘较量’。”而在21世纪，交锋的刀光剑影稍稍平息，在重新发现历史断裂处的连续性，找到一种精神性的传承，亦是可为之举。□金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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