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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 化危为机
铜川“煤城”变美了
语音播报：
“再过几年，这果园就能成为我的小金矿！”看着一人多高的果树，姚金理憧憬着。
姚金理是铜川耀州区一二三道沟区域刘寨村村民，五年前他狠狠心，挖掉了自家的苹果树，“满树都是尘土，果子卖给果汁厂人家都不要。”
不过，一二三道沟区域治理开始后，姚金理发现空气好了。去年，他重新在沟沿地里栽了果树。
铜川是一座因矿而建、因矿而兴的城市，高峰期煤炭开采企业一度达到500多家，水泥企业30多家，建筑石料加工企业400多家。不过，铜川也付出了环境代价：废弃煤矿满目疮痍，石灰石矿山山体裸露，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2009年，铜川市被国务院确定为资源枯竭城市，生态修复治理随之加速。
被确定为资源枯竭城市，环境治理有了转机
“随着旧的发展模式走到尽头，我们迎来了经济转型、生态修复的好机会。”铜川市市委书记杨长亚说。
铜川被国务院确定为资源枯竭城市后，铜川市委、市政府抓住机会，组织编报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重点工程实施方案，三年累计争取到中央支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专项资金2.9亿元。位于王益区市区宜园路东侧的桃园煤矿废弃矸石山综合治理项目是其中之一。
顺着修好的石阶往上爬，铜川市国土资源局王益分局局长袁保民说，“山上种的最多的是紫穗槐，近26万株，最适合土质松散的坡型地面。”通过采取一系列技术措施，占地面积84亩的矸石山全部实现治理，其中绿化面积达到67.5亩，总投入中央财政补助资金2021万元。
眼前的桃园煤矿废弃矸石山再没有了往日的脏乱差，地质灾害隐患消除，环境改善，山脚下修建的广场还成了周边群众的娱乐场所。
李爱敏是桃园煤矿矿工家属，住所距矸石山不足500米。周末午后，她正带着孩子在广场踢足球。“没治理前，矸石山寸草不生，出门一天，白衣服就成了黑衣服，一刮风飞沙走石，常年不能开窗。”李爱敏说，“现在我常和邻居在这儿跳广场舞，孩子们也有了玩的地方。”
据了解，这笔中央专项资金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投资2.31亿元，共支持了17个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目前有9个项目已经竣工验收，8个项目仍在进行中。
关停煤矿，劝退采矿企业
一座城市想要蜕变，仅靠治理几座矿山是不够的，生态修复是一个系统工程。“煤炭的开采，不仅会造成沉陷区、采空区，还会对地下水系造成破坏。这是影响城市转型和生态修复治理的难点。”杨长亚说。
借助国家煤炭去产能政策的契机，铜川关停了质量不高、破坏生态的一批煤矿，仅2016年就关停了21家煤矿，煤炭去产能1058万吨，占全省年度去产能总量的36%。
2017年1月，又一个政策红包“砸中”铜川——该市成为全国首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试点区之一。
耀州区石柱镇经济服务站站长王奔锋被抽调来，负责一二三道沟的生态修复工程。前期的重要工作是劝退采矿企业。有一位矿主，坚持不拆矿，施工时要么躺到铲车上，要么站在挖机斗里。“我找他的熟人跟他谈，前后跑了两个多月，最后终于谈妥了。”王奔锋说。最终，工作小组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通过政策约束、经济补偿等方式，劝退了全部34家采矿企业。杨长亚给出了一组数据：经过核算，仅2016年关停的21家煤矿就拉低了铜川市4个百分点的GDP。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截至今年10月底累计投入了26.91亿元。“收入在减少，支出在增加。但城市发展不能只看GDP，更要看百姓的生活质量。”杨长亚又给出了一组数据：2017年，铜川人均水资源为303立方米，2015年为276立方米；空气优良天数270天，比2016年增加40多天。
加强制度保障，优化修复技术
为了夯实生态环保责任，铜川市严格落实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把环保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奖惩和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制度在产生约束的同时，也激发了领导干部的内在动力。”铜川市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鲁宁说。
对未来的治理，刘鲁宁感到治理理念和施工技术还有提升空间，“一些修复工程用的是工程手段而不是生态手段，比如，有条河道治理把河搞成了渠，修的堤坝用的是水利防洪的水泥坝，水生态系统和周围的土壤失去交换就会变质，这样的工程需要重建。”
生态修复是一项高投入低产出的工程。据统计，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总投资达到58.63亿元。对于需要后期维护的河道项目，铜川市引入PPP模式，既解决了当下建设资金短缺难题，又有专业的团队负责长期运维事宜。
去年，全市实施的18个子项目中有7个采用PPP模式，占项目总数的39%。“我们设置了全生命周期的绩效考核办法，并将其与付费挂钩，此举有助于提升第三方长期运营维护的质量。”刘鲁宁说。（张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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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年，这果园就能成为我的小金矿！”看着一人多高的果树，姚金理憧憬着。
姚金理是铜川耀州区一二三道沟区域刘寨村村民，五年前他狠狠心，挖掉了自家的苹果树，“满树都是尘土，果子卖给果汁厂人家都不要。”
不过，一二三道沟区域治理开始后，姚金理发现空气好了。去年，他重新在沟沿地里栽了果树。
铜川是一座因矿而建、因矿而兴的城市，高峰期煤炭开采企业一度达到500多家，水泥企业30多家，建筑石料加工企业400多家。不过，铜川也付出了环境代价：废弃煤矿满目疮痍，石灰石矿山山体裸露，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2009年，铜川市被国务院确定为资源枯竭城市，生态修复治理随之加速。
被确定为资源枯竭城市，环境治理有了转机
“随着旧的发展模式走到尽头，我们迎来了经济转型、生态修复的好机会。”铜川市市委书记杨长亚说。
铜川被国务院确定为资源枯竭城市后，铜川市委、市政府抓住机会，组织编报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重点工程实施方案，三年累计争取到中央支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专项资金2.9亿元。位于王益区市区宜园路东侧的桃园煤矿废弃矸石山综合治理项目是其中之一。
顺着修好的石阶往上爬，铜川市国土资源局王益分局局长袁保民说，“山上种的最多的是紫穗槐，近26万株，最适合土质松散的坡型地面。”通过采取一系列技术措施，占地面积84亩的矸石山全部实现治理，其中绿化面积达到67.5亩，总投入中央财政补助资金2021万元。
眼前的桃园煤矿废弃矸石山再没有了往日的脏乱差，地质灾害隐患消除，环境改善，山脚下修建的广场还成了周边群众的娱乐场所。
李爱敏是桃园煤矿矿工家属，住所距矸石山不足500米。周末午后，她正带着孩子在广场踢足球。“没治理前，矸石山寸草不生，出门一天，白衣服就成了黑衣服，一刮风飞沙走石，常年不能开窗。”李爱敏说，“现在我常和邻居在这儿跳广场舞，孩子们也有了玩的地方。”
据了解，这笔中央专项资金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投资2.31亿元，共支持了17个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目前有9个项目已经竣工验收，8个项目仍在进行中。
关停煤矿，劝退采矿企业
一座城市想要蜕变，仅靠治理几座矿山是不够的，生态修复是一个系统工程。“煤炭的开采，不仅会造成沉陷区、采空区，还会对地下水系造成破坏。这是影响城市转型和生态修复治理的难点。”杨长亚说。
借助国家煤炭去产能政策的契机，铜川关停了质量不高、破坏生态的一批煤矿，仅2016年就关停了21家煤矿，煤炭去产能1058万吨，占全省年度去产能总量的36%。
2017年1月，又一个政策红包“砸中”铜川——该市成为全国首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试点区之一。
耀州区石柱镇经济服务站站长王奔锋被抽调来，负责一二三道沟的生态修复工程。前期的重要工作是劝退采矿企业。有一位矿主，坚持不拆矿，施工时要么躺到铲车上，要么站在挖机斗里。“我找他的熟人跟他谈，前后跑了两个多月，最后终于谈妥了。”王奔锋说。最终，工作小组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通过政策约束、经济补偿等方式，劝退了全部34家采矿企业。杨长亚给出了一组数据：经过核算，仅2016年关停的21家煤矿就拉低了铜川市4个百分点的GDP。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截至今年10月底累计投入了26.91亿元。“收入在减少，支出在增加。但城市发展不能只看GDP，更要看百姓的生活质量。”杨长亚又给出了一组数据：2017年，铜川人均水资源为303立方米，2015年为276立方米；空气优良天数270天，比2016年增加40多天。
加强制度保障，优化修复技术
为了夯实生态环保责任，铜川市严格落实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把环保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奖惩和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制度在产生约束的同时，也激发了领导干部的内在动力。”铜川市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鲁宁说。
对未来的治理，刘鲁宁感到治理理念和施工技术还有提升空间，“一些修复工程用的是工程手段而不是生态手段，比如，有条河道治理把河搞成了渠，修的堤坝用的是水利防洪的水泥坝，水生态系统和周围的土壤失去交换就会变质，这样的工程需要重建。”
生态修复是一项高投入低产出的工程。据统计，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总投资达到58.63亿元。对于需要后期维护的河道项目，铜川市引入PPP模式，既解决了当下建设资金短缺难题，又有专业的团队负责长期运维事宜。
去年，全市实施的18个子项目中有7个采用PPP模式，占项目总数的39%。“我们设置了全生命周期的绩效考核办法，并将其与付费挂钩，此举有助于提升第三方长期运营维护的质量。”刘鲁宁说。（张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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