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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交给时间
——小说集《我泄露了我们的秘密》序
语音播报：
温亚军
与赵命可相识于去年秋天的华山采风活动。此前不久，我两在他谋职的报纸上已展开过“对话”，只闻其名，未谋其面。那次采风活动我们有过几次交流，尤其是在华山之巅的那天上午，我们竟对险峰胜境有点熟视无睹，大谈写小说的苦闷，对创作和世事的感受只能叹息，彼此“臭味相投”，有了相见恨晚之意。这不奇怪，命可与我出身相似，故乡同在西府宝鸡乡村，童年经受过同样的贫穷遭遇。成年后，命可比我幸运得多，他上了西北大学中文系，这就注定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起点比我高出好多倍。哪像我，初中未毕业回乡务农，年龄不足便登上西去的列车，在边疆军营寻找生存之道。命可大学毕业后便解决了后顾之忧，进入当时红极一时的《女友》杂志当了编辑，实现他的文学理想。所以，命可在二十多岁时，已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小说，这看上去理所当然，但在当时的西北地区也不多见。
陕西人骨子里是一根筋，认准的事非得坚持做到底。命可也不例外，他的命运后来出现过几次变化，无论远走深圳，还是回归故里，他一直没放下写小说，而且成绩一直不俗。前阵子，命可寄来他的小说集《到天尽头去》，我拜读了开头，当即被他干净、耐嚼的语言吸引，再顺着主人公马文的思路往前走，对他的出走产生了深切的认同感。哪个少年不想脱离乡村的困顿呢？命可抓住了马文简单的幼稚心理，给他设计了一条看不见的“到天尽头去”路线，让懵懂无知的少年也经历一下造化弄人，实际是为少年的梦想之旅壮行。我想，小说的意义便在于此，给想象中的人物设计人生，一直是小说家乐此不疲的追求。
有天深夜，命可发信息嘱咐我给他新小说集《我泄露了我们的秘密》写篇序，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而且说“这是我的荣幸”。对我来说，这是个例外，其实我压力挺大的。三十多岁时，我不知天高地厚，曾给鲁院同学的小说集写过所谓的跋，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后来就不敢这么干了，曾拒绝过好几位朋友。之所以答应命可，是我刚看过他的几篇小说，心里有不少感触，觉得命可的小说无论怎么虚构，从没离开生活的逻辑，这是个值得说几句的话题。至于小说的常识性和知识性，基本上来自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积累，这点与我的创作理念一致。脱离生活常识的小说，与装神弄鬼无异。我认为的小说应该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猜测，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解析，是对理想人生缺陷的补充，是对人们精神需求的完善，也是人们对现实生活能力判断的提升。
比如命可这小说集中的《我泄露了我们的秘密》，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带有地域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小说，这样写不但丰富了小说的层次和深度，而且有效地利用地域特征，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元素。小说着力塑造的“我”、舟子、娄兰、乔云几个人物通过自我表达，以及性格特征的实现，或者是作家赋予的生命，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存在感。当然，他们的人生经历一直依赖于“我”的不间断叙述，在一个相对熟悉的领域慢慢地打开自我，作为一个个主人公进入小说营造的氛围之中，成为小说所要实现的真正意图。写小说的都知道，小说的灵魂是塑造人物，那些外在环境或者生存状态对人物来说，只是起到辅助作用，包括一些生活琐碎。命可在这篇作品里能够很好地把握住人物刻画的尺寸，使每个人物往前推进时都张弛有度。
像《回南天》这篇小说，应该是命可对生活认知程度的另一种表达。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不仅是现实生活的表达，而是创造了一种在生活之上的另一种现实。它关怀的是一种持久性的话题，比如人物的命运还有情感。
每篇小说的写作动机都不一样，有时候想象和写作完全是两码事。有时想得再好，一旦动起笔来，可能会写得一点都不如意，甚至会偏离轨道，写成另外一个东西，这可能是作家的写作经验在作祟。不知道命可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时常碰到这样的难题。再比如记忆，大家都知道，记忆是灵感的源泉，作家通过回忆往事，激发出新的创作灵感。大多数作家通过记忆积累的个人经验，为小说创作提供真实的细节和人物原型，努力实现自己的小说理想。
仅从这本新小说集中能够看出，命可的写作视野概莫能外，除过《回南天》和《靓汤谱》是新近写的，其他作品基本上是十几年前创作的，那个时候的命可通过记忆和构建故事的情节，捕捉和表达人物的情感，确保小说情节与生活保持着密切的逻辑之外，他像大多数小说家一样，也经历着创新的阵痛，一直在努力自我蜕变。对每个小说家来说，这是非常艰难的。但我相信，命可会突破这个“瓶颈”，写出不同于以往的作品。把其他的交给时间好了。
与命可兄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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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亚军
与赵命可相识于去年秋天的华山采风活动。此前不久，我两在他谋职的报纸上已展开过“对话”，只闻其名，未谋其面。那次采风活动我们有过几次交流，尤其是在华山之巅的那天上午，我们竟对险峰胜境有点熟视无睹，大谈写小说的苦闷，对创作和世事的感受只能叹息，彼此“臭味相投”，有了相见恨晚之意。这不奇怪，命可与我出身相似，故乡同在西府宝鸡乡村，童年经受过同样的贫穷遭遇。成年后，命可比我幸运得多，他上了西北大学中文系，这就注定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起点比我高出好多倍。哪像我，初中未毕业回乡务农，年龄不足便登上西去的列车，在边疆军营寻找生存之道。命可大学毕业后便解决了后顾之忧，进入当时红极一时的《女友》杂志当了编辑，实现他的文学理想。所以，命可在二十多岁时，已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小说，这看上去理所当然，但在当时的西北地区也不多见。
陕西人骨子里是一根筋，认准的事非得坚持做到底。命可也不例外，他的命运后来出现过几次变化，无论远走深圳，还是回归故里，他一直没放下写小说，而且成绩一直不俗。前阵子，命可寄来他的小说集《到天尽头去》，我拜读了开头，当即被他干净、耐嚼的语言吸引，再顺着主人公马文的思路往前走，对他的出走产生了深切的认同感。哪个少年不想脱离乡村的困顿呢？命可抓住了马文简单的幼稚心理，给他设计了一条看不见的“到天尽头去”路线，让懵懂无知的少年也经历一下造化弄人，实际是为少年的梦想之旅壮行。我想，小说的意义便在于此，给想象中的人物设计人生，一直是小说家乐此不疲的追求。
有天深夜，命可发信息嘱咐我给他新小说集《我泄露了我们的秘密》写篇序，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而且说“这是我的荣幸”。对我来说，这是个例外，其实我压力挺大的。三十多岁时，我不知天高地厚，曾给鲁院同学的小说集写过所谓的跋，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后来就不敢这么干了，曾拒绝过好几位朋友。之所以答应命可，是我刚看过他的几篇小说，心里有不少感触，觉得命可的小说无论怎么虚构，从没离开生活的逻辑，这是个值得说几句的话题。至于小说的常识性和知识性，基本上来自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积累，这点与我的创作理念一致。脱离生活常识的小说，与装神弄鬼无异。我认为的小说应该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猜测，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解析，是对理想人生缺陷的补充，是对人们精神需求的完善，也是人们对现实生活能力判断的提升。
比如命可这小说集中的《我泄露了我们的秘密》，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带有地域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小说，这样写不但丰富了小说的层次和深度，而且有效地利用地域特征，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元素。小说着力塑造的“我”、舟子、娄兰、乔云几个人物通过自我表达，以及性格特征的实现，或者是作家赋予的生命，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存在感。当然，他们的人生经历一直依赖于“我”的不间断叙述，在一个相对熟悉的领域慢慢地打开自我，作为一个个主人公进入小说营造的氛围之中，成为小说所要实现的真正意图。写小说的都知道，小说的灵魂是塑造人物，那些外在环境或者生存状态对人物来说，只是起到辅助作用，包括一些生活琐碎。命可在这篇作品里能够很好地把握住人物刻画的尺寸，使每个人物往前推进时都张弛有度。
像《回南天》这篇小说，应该是命可对生活认知程度的另一种表达。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不仅是现实生活的表达，而是创造了一种在生活之上的另一种现实。它关怀的是一种持久性的话题，比如人物的命运还有情感。
每篇小说的写作动机都不一样，有时候想象和写作完全是两码事。有时想得再好，一旦动起笔来，可能会写得一点都不如意，甚至会偏离轨道，写成另外一个东西，这可能是作家的写作经验在作祟。不知道命可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时常碰到这样的难题。再比如记忆，大家都知道，记忆是灵感的源泉，作家通过回忆往事，激发出新的创作灵感。大多数作家通过记忆积累的个人经验，为小说创作提供真实的细节和人物原型，努力实现自己的小说理想。
仅从这本新小说集中能够看出，命可的写作视野概莫能外，除过《回南天》和《靓汤谱》是新近写的，其他作品基本上是十几年前创作的，那个时候的命可通过记忆和构建故事的情节，捕捉和表达人物的情感，确保小说情节与生活保持着密切的逻辑之外，他像大多数小说家一样，也经历着创新的阵痛，一直在努力自我蜕变。对每个小说家来说，这是非常艰难的。但我相信，命可会突破这个“瓶颈”，写出不同于以往的作品。把其他的交给时间好了。
与命可兄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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