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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万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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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原作者是美籍华人黄仁宇，最初是由中华书局1982年5月出版，出版以后引起很大震动，此后多次再版，又有2007年的中华增补本和三联书店等的版本，成为当代中国历史书籍中销量最好的作品之一。
书中开篇和结尾强调说，本书所述故事是在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被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那一年，万历皇帝的老师、首辅张居正去世五年，万历皇帝的老师、首辅申时行任职四年，著名的诤臣海瑞离世，一代名将戚继光去世，明朝著名的哲学家李贽决心出家当和尚。
然而，黄仁宇先生的这本书却成为中外历史学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黄仁宇也因此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历史学家，几乎为所有同道所称道。正因为此，黄仁宇先生及其作品的粉丝读者遍布天下。我们不妨上网查一下，关于本书的评论文章数不胜数。然而，本书的着眼点虽然仅限于几个人物和事件，但其涉及的历史问题实在太多的缘故，很少有人能够对此做出恳切的介绍，一般人都是泛泛地人云亦云，以之讲述了1587年那一年的几个人物和事件而做概括。其实，事情远远不止于此。黄仁宇通过这些人和事，却贯穿了有明一代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军事体制、思想基础、官僚体制以及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军民关系等，并且用讲故事的形式娓娓道来，令人不忍释卷，思绪万千。我以为至今对于《万历十五年》概括简介最全面的依然是初版之时的责任编辑傅璇琮先生的评语：“万历十五年为公元1587年，约明代中期偏后。这一年并无什么突出事件，稿中记这一年事情的也极少。稿中主要写了几个历史人物，即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此二人是宰相）、海瑞、戚继光、李贽。以这几个人为中心，叙述明朝中期的政治（如内阁组织、皇位继承、建皇陵、地方吏治）、经济（如漕运、赋税）、军事（如防倭……）、思想等情况，作者企图从这些方面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导致明朝的灭亡，而这些封建社会的固有弊病也影响后代甚至现代。因此书名虽说是万历十五年，实际是论述明代中期的社会情况，着眼点是较广的。”
傅璇琮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型编辑，长期在中华书局任职，他曾写过一篇文章：《黄仁宇、黄苗子和我》——记《万历十五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我在中华虽然做过不少编辑工作，编过不少书，但回想起来，黄仁宇先生在中华出版的《万历十五年》，由我经手，却是最值得回味的。”并说，黄仁宇先生“写了不少有关中国和西方的历史著作，享誉中国的海峡两岸，及日、美与欧洲英、德、法等国。北京的三联书店已出版了好几种他的大部头专著。但他的为人所知，实事求是地说是从《万历十五年》开始的。这本书的撰写，确实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虽说该书早已在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了英文本，但寻芳追迹，在东亚和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还恰是从中华书局1982年5月所出的中文本开始的。”中华书局这一本子，初版一次就印了275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特别在台湾省学界，反应很强烈，认为是难得的好书，接着日本、韩国就相继出了自己的译本。此后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增补本。
关于黄仁宇先生的生平文章，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搜索阅读，我对于他的了解也正如傅璇琮先生所说，是从《万历十五
年》开始的。我对他的兴趣和关注并不很早，最早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候的同学朋友总有人说起黄仁宇和他的这本书，尤其是说影视界的大腕们不读黄仁宇的书，就拍不好影视剧，诸如张艺谋、陈凯歌等大导演均是书不离手，言下之意，似乎不看他的书就不是文化人，于是我便买了一本书补课。果然感觉很不一般，与现在很多评论文章里的说法一致：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我手头的这本书，既没有序言，也没有后记，更没有出版说明和内容简介，看起来很费力，必须全部看完了才能自己总结。我怀疑这是一本盗版书，但是，由于当时买不到更好的版本，就只好买了来读。
对于《万历十五年》的评论实在是太多了，我只有赞赏和感慨，再写是多余的。只有一句话可以概括：他改变了我们史学教科书的叙述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告诉人们，历史并不是那么非彼既此、非善即恶、非忠即奸的模式，为人处世、从政为官的所作所为，出自理想的信念固然是其基础，但社会的复杂和情感的掺杂往往令人难保初衷。个人再英明神武，在政治和社会上的作为，也仅仅是昙花一现。在特定的时代里，历史自有其发展的轨迹，受制于“共识”的“成宪”，黄仁宇将之总括为“文官集团的势力”，并且将之作为明朝衰亡的重要原因。
其实，我以为，这只是现象。黄仁宇给我们出了一道题。我以为，他对于“文官集团势力”的贬抑是值得商榷的。黄仁宇陷入了皇权统治时代“唯我独尊”思维定式的漩涡里难以自拔，却忽视了宋明以后皇权与文官共治的时代特征，而将国家的治理成效寄望于明君的有作为，而且，对于“阁老”尤其是所谓“权臣”的评价并未超脱传统的偏见——以皇帝的意愿是否得以实现作为基准，而忽视了他们的价值趋向、政治作为和社会治理的效果。有明一代，因为“四书”的价值观念所锻造的文人“初心”和文化群体“始终不渝”的坚守，已经被社会所共同推崇，并成为天下的共识。因而作为“四书”所造就的这些文官势力会如此“视死如归”，敢于与一些违背“道统”的势力做彻底的抗争以至于斗争甚至于牺牲自己在所不惜，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中国历史到了宋明以后何以不再出现“暴君”和“独裁者”，文官集团难道仅仅是“输忠卖直”那么低级简单的境界吗？皇权的限制、权臣的出现、诤臣的亮剑等等，到底该如何评价，是不是也该引起我们新的思考？□李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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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原作者是美籍华人黄仁宇，最初是由中华书局1982年5月出版，出版以后引起很大震动，此后多次再版，又有2007年的中华增补本和三联书店等的版本，成为当代中国历史书籍中销量最好的作品之一。
书中开篇和结尾强调说，本书所述故事是在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被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那一年，万历皇帝的老师、首辅张居正去世五年，万历皇帝的老师、首辅申时行任职四年，著名的诤臣海瑞离世，一代名将戚继光去世，明朝著名的哲学家李贽决心出家当和尚。
然而，黄仁宇先生的这本书却成为中外历史学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黄仁宇也因此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历史学家，几乎为所有同道所称道。正因为此，黄仁宇先生及其作品的粉丝读者遍布天下。我们不妨上网查一下，关于本书的评论文章数不胜数。然而，本书的着眼点虽然仅限于几个人物和事件，但其涉及的历史问题实在太多的缘故，很少有人能够对此做出恳切的介绍，一般人都是泛泛地人云亦云，以之讲述了1587年那一年的几个人物和事件而做概括。其实，事情远远不止于此。黄仁宇通过这些人和事，却贯穿了有明一代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军事体制、思想基础、官僚体制以及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军民关系等，并且用讲故事的形式娓娓道来，令人不忍释卷，思绪万千。我以为至今对于《万历十五年》概括简介最全面的依然是初版之时的责任编辑傅璇琮先生的评语：“万历十五年为公元1587年，约明代中期偏后。这一年并无什么突出事件，稿中记这一年事情的也极少。稿中主要写了几个历史人物，即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此二人是宰相）、海瑞、戚继光、李贽。以这几个人为中心，叙述明朝中期的政治（如内阁组织、皇位继承、建皇陵、地方吏治）、经济（如漕运、赋税）、军事（如防倭……）、思想等情况，作者企图从这些方面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导致明朝的灭亡，而这些封建社会的固有弊病也影响后代甚至现代。因此书名虽说是万历十五年，实际是论述明代中期的社会情况，着眼点是较广的。”
傅璇琮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型编辑，长期在中华书局任职，他曾写过一篇文章：《黄仁宇、黄苗子和我》——记《万历十五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我在中华虽然做过不少编辑工作，编过不少书，但回想起来，黄仁宇先生在中华出版的《万历十五年》，由我经手，却是最值得回味的。”并说，黄仁宇先生“写了不少有关中国和西方的历史著作，享誉中国的海峡两岸，及日、美与欧洲英、德、法等国。北京的三联书店已出版了好几种他的大部头专著。但他的为人所知，实事求是地说是从《万历十五年》开始的。这本书的撰写，确实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虽说该书早已在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了英文本，但寻芳追迹，在东亚和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还恰是从中华书局1982年5月所出的中文本开始的。”中华书局这一本子，初版一次就印了275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特别在台湾省学界，反应很强烈，认为是难得的好书，接着日本、韩国就相继出了自己的译本。此后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增补本。
关于黄仁宇先生的生平文章，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搜索阅读，我对于他的了解也正如傅璇琮先生所说，是从《万历十五
年》开始的。我对他的兴趣和关注并不很早，最早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候的同学朋友总有人说起黄仁宇和他的这本书，尤其是说影视界的大腕们不读黄仁宇的书，就拍不好影视剧，诸如张艺谋、陈凯歌等大导演均是书不离手，言下之意，似乎不看他的书就不是文化人，于是我便买了一本书补课。果然感觉很不一般，与现在很多评论文章里的说法一致：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我手头的这本书，既没有序言，也没有后记，更没有出版说明和内容简介，看起来很费力，必须全部看完了才能自己总结。我怀疑这是一本盗版书，但是，由于当时买不到更好的版本，就只好买了来读。
对于《万历十五年》的评论实在是太多了，我只有赞赏和感慨，再写是多余的。只有一句话可以概括：他改变了我们史学教科书的叙述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告诉人们，历史并不是那么非彼既此、非善即恶、非忠即奸的模式，为人处世、从政为官的所作所为，出自理想的信念固然是其基础，但社会的复杂和情感的掺杂往往令人难保初衷。个人再英明神武，在政治和社会上的作为，也仅仅是昙花一现。在特定的时代里，历史自有其发展的轨迹，受制于“共识”的“成宪”，黄仁宇将之总括为“文官集团的势力”，并且将之作为明朝衰亡的重要原因。
其实，我以为，这只是现象。黄仁宇给我们出了一道题。我以为，他对于“文官集团势力”的贬抑是值得商榷的。黄仁宇陷入了皇权统治时代“唯我独尊”思维定式的漩涡里难以自拔，却忽视了宋明以后皇权与文官共治的时代特征，而将国家的治理成效寄望于明君的有作为，而且，对于“阁老”尤其是所谓“权臣”的评价并未超脱传统的偏见——以皇帝的意愿是否得以实现作为基准，而忽视了他们的价值趋向、政治作为和社会治理的效果。有明一代，因为“四书”的价值观念所锻造的文人“初心”和文化群体“始终不渝”的坚守，已经被社会所共同推崇，并成为天下的共识。因而作为“四书”所造就的这些文官势力会如此“视死如归”，敢于与一些违背“道统”的势力做彻底的抗争以至于斗争甚至于牺牲自己在所不惜，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中国历史到了宋明以后何以不再出现“暴君”和“独裁者”，文官集团难道仅仅是“输忠卖直”那么低级简单的境界吗？皇权的限制、权臣的出现、诤臣的亮剑等等，到底该如何评价，是不是也该引起我们新的思考？□李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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