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维权 更应该相信法律
“公司欠我们一人1000多元工资,本来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维权,想着能要回这点工资就行,没想到最后要回了超过15倍的欠薪和赔偿金。”近日,长春的农民工于某和吕某,分别从长春某科技公司拿到欠薪、赔偿金2.5万元和1.3万元,这份“惊喜大礼包”让两人不住感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原来这么好使!”
在工作中发生欠薪或工伤申请难等问题,一些劳动者因嫌麻烦,或心存畏惧,可能会用忍气吞声或闹访等偏激方式解决问题。律师提醒:劳动者应用法律来合理维权,这也是最能全面且有效实现诉求的途径。
今年59岁的于某和57岁的吕某,分别于2017年3月25日和2018年5月1日入职某科技公司,担任门卫。工作期间,公司一直未与两人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今年3月20日,公司以两人年龄太大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且尚欠于某1200元、吕某1320元工资没有付清。
讨薪无果后,4月10日,于某和吕某来到当地法律援助中心求援。
在与法援律师讲述情况时,于某和吕某难掩激愤情绪,为2000多元欠薪已经折腾20来天的两人,火气越来越大。
“两个农民工的想法都很简单,就是想要回欠薪。但是根据他们说的详细情况,我发现这不仅仅涉及欠薪。”法援中心律师张怀明说,“不签订劳动合同、不缴纳社会保险、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企业的这些做法还应承担一定的经济补偿。一些劳动者不懂法,经常不能清楚认识到自己应该享受的合法权益。”
在张怀明的帮助下,两名农民工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等待开庭期间,经积极沟通,企业和两名农民工都同意进行调解。接下来的调解过程也很顺利。企业说此前是不懂法,同意在4月19日一次性为于某支付欠薪和赔偿金2.5万元,为吕某支付欠薪和赔偿金1.3万元。
拿到执行款后,于某和吕某倍感畅快和惊喜。“以后再遇到类似问题,不用着急上火,相信法律就行。”于某感慨地说。
90后农民工小王,是某理财投资公司的一名销售员。他的维权经历同前面两位农民工相似,去年7月,公司以经营不善为由,暂缓发放工资。5个月后,小王被欠工资已达10640元。每次找老板说工资的事,老板都会百般推脱,后来甚至人去楼空,难觅踪影。
无奈之下,小王想通过网络曝光方式,逼迫老板出面给工资。
张怀明律师对小王说,“不建议你用这种方法,因为可能导致违法侵权问题,效果也未必好。我们可以帮助你向法院起诉。”随后,小王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本只要求讨回1万余元的欠薪,但最后加上企业应支付欠薪、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法院判企业支付给小王的费用共计3万余元。
“我们就想要10万元补偿,让我丈夫能有钱治病、康复,我们就可以‘私了’,但企业一直不同意。”从事外墙保温工作的农民工张某发生工伤后,被所就职的建筑公司置之不理,其妻陈某找到当地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实际上,按照法律规定,张某应得的赔偿远超10万元这个数目。
接下来的4年间,张怀明律师帮助张某分别就确定劳动关系、工伤认定、确定赔偿数额等打了数场官司。去年4月,法院判决公司须支付张某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共计约26万元。次月,张某与公司达成执行和解,从公司拿到了20万元赔偿金,是张某最初诉求的两倍。
“农民工和困难职工群体普遍对法律维权心存畏难情绪,不是把打官司想象得太难,就是把维权想象得过于简单,也不懂搜集证据。如果没有专业的律师指导,维权很容易处处碰壁。”张怀明说。
张怀明还提醒,从另一方面来讲,企业也需要懂法守法,不能心存侥幸,想着“赖”掉本应支付的钱。不然,一旦走入法律程序,最后判决结果可能让企业得不偿失。□柳姗姗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公司欠我们一人1000多元工资,本来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维权,想着能要回这点工资就行,没想到最后要回了超过15倍的欠薪和赔偿金。”近日,长春的农民工于某和吕某,分别从长春某科技公司拿到欠薪、赔偿金2.5万元和1.3万元,这份“惊喜大礼包”让两人不住感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原来这么好使!”
在工作中发生欠薪或工伤申请难等问题,一些劳动者因嫌麻烦,或心存畏惧,可能会用忍气吞声或闹访等偏激方式解决问题。律师提醒:劳动者应用法律来合理维权,这也是最能全面且有效实现诉求的途径。
今年59岁的于某和57岁的吕某,分别于2017年3月25日和2018年5月1日入职某科技公司,担任门卫。工作期间,公司一直未与两人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今年3月20日,公司以两人年龄太大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且尚欠于某1200元、吕某1320元工资没有付清。
讨薪无果后,4月10日,于某和吕某来到当地法律援助中心求援。
在与法援律师讲述情况时,于某和吕某难掩激愤情绪,为2000多元欠薪已经折腾20来天的两人,火气越来越大。
“两个农民工的想法都很简单,就是想要回欠薪。但是根据他们说的详细情况,我发现这不仅仅涉及欠薪。”法援中心律师张怀明说,“不签订劳动合同、不缴纳社会保险、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企业的这些做法还应承担一定的经济补偿。一些劳动者不懂法,经常不能清楚认识到自己应该享受的合法权益。”
在张怀明的帮助下,两名农民工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等待开庭期间,经积极沟通,企业和两名农民工都同意进行调解。接下来的调解过程也很顺利。企业说此前是不懂法,同意在4月19日一次性为于某支付欠薪和赔偿金2.5万元,为吕某支付欠薪和赔偿金1.3万元。
拿到执行款后,于某和吕某倍感畅快和惊喜。“以后再遇到类似问题,不用着急上火,相信法律就行。”于某感慨地说。
90后农民工小王,是某理财投资公司的一名销售员。他的维权经历同前面两位农民工相似,去年7月,公司以经营不善为由,暂缓发放工资。5个月后,小王被欠工资已达10640元。每次找老板说工资的事,老板都会百般推脱,后来甚至人去楼空,难觅踪影。
无奈之下,小王想通过网络曝光方式,逼迫老板出面给工资。
张怀明律师对小王说,“不建议你用这种方法,因为可能导致违法侵权问题,效果也未必好。我们可以帮助你向法院起诉。”随后,小王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本只要求讨回1万余元的欠薪,但最后加上企业应支付欠薪、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法院判企业支付给小王的费用共计3万余元。
“我们就想要10万元补偿,让我丈夫能有钱治病、康复,我们就可以‘私了’,但企业一直不同意。”从事外墙保温工作的农民工张某发生工伤后,被所就职的建筑公司置之不理,其妻陈某找到当地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实际上,按照法律规定,张某应得的赔偿远超10万元这个数目。
接下来的4年间,张怀明律师帮助张某分别就确定劳动关系、工伤认定、确定赔偿数额等打了数场官司。去年4月,法院判决公司须支付张某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共计约26万元。次月,张某与公司达成执行和解,从公司拿到了20万元赔偿金,是张某最初诉求的两倍。
“农民工和困难职工群体普遍对法律维权心存畏难情绪,不是把打官司想象得太难,就是把维权想象得过于简单,也不懂搜集证据。如果没有专业的律师指导,维权很容易处处碰壁。”张怀明说。
张怀明还提醒,从另一方面来讲,企业也需要懂法守法,不能心存侥幸,想着“赖”掉本应支付的钱。不然,一旦走入法律程序,最后判决结果可能让企业得不偿失。□柳姗姗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