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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母的电话
关键字：电话
语音播报：
我家孩子高考结束刚刚被我们接回来，我就接到师母的电话，第一句就问孩子考得怎样。
我说我们都没好好问孩子，因为今年题目特别难，据说很多孩子都考哭了。我家这个表面上举重若轻，一副解脱的样子，甚至还有些刻意摆出来的轻松，但我们都知道她心里其实很在意的，高考结束后，大部分父母和孩子都这样子，彼此心照不宣，就好像没有这么一次重要的考试。
只有师母能这样简单明了地问情况，因为她是我老师的妻子。老师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师，教过的学生少说也几千人，把几代人送进了大学，她跟着老师一辈子，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高考，见惯了希望与失望、忐忑与焦虑、欣喜与失落……正所谓风轻云淡、波澜不惊。
也只有师母能这样丝毫不怀疑，因为她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说话做事，都用不着拐弯儿，人生到这个时候返璞归真，没必要也没精神绕弯子。她觉得我家孩子理所当然应该能学好能考好，所以她就能直截了当地问。我顿时心生愧疚，如果孩子考得太失败，那我得承担主要责任，师母的电话给我传导了一份压力，但她不会管那么多，因为她是师母啊。
当然也只有师母喜欢这样直接，她把自己当成我们的亲人，如同孩子的另一个奶奶，作为祖母辈，对自己的孙儿总是充满了偏爱，不管好赖她都会给一声喝彩，给一堆夸奖。
按照老师的讲述，他老家四川射洪属于富庶的天府之国，他读的是兰州大学数学系，算是一座名牌大学。但大学毕业，他稀里糊涂被装进一辆卡车，晃荡几十个小时之后被放下车，才发现人已经在陕南大巴山的一个小小的褶皱里了，就像一只小小的晕车的蚂蚁，顿时忘记了世界有多大。
这身世经历从他嘴里偶然讲出来，已经没有什么惊奇了。经过了几十年，他一直居住工作在小镇和小县城，教了几代学生，娶了妻生了子，把异乡变成了家乡，也把自己从流放者变成了守护者。
前些年，我和妻子带着孩子去看望老师，他们的独生子也已成家，他们不愿意打扰孩子的生活，老两口住在老房子里，互相照顾着，过着简单素朴的生活。退休以后，老师回四川射洪参加同学会，那时的同学少年，都成了六七十的老人，故乡也成了异乡。在灯下，老师拿出回老家参加同学会拍的照片给我看，讲述着那个遥远的已经成了异乡的故乡，我一边听一边在心里感慨。这是一代中国人的命运，他们的人生被时代风雨裹挟着，根本没有机会去抗争也没有时间去埋怨，等他们被冲到岸边、稍微有几分轻松的时候，却已经垂垂老矣，只剩下一点微小的享受，安安静静地度过余生。
师母给老师烧好火盆，把小屋子弄得暖暖和和，然后拿来瓜子水果，一边给我们削苹果剥桔子，一边安安静静听我们师生俩说闲话。偶尔她会插嘴，问问我某个同学的情况，我很吃惊，她记得每一个同学的名字，甚至单位，甚至他们孩子的情况。
这让我十分感动，为一个女人，为一个教师的妻子！
我知道师母年轻时在乡镇医院工作，后来身体不好，办理了内退手续，中年以后基本在家相夫教子，当了专职太太。她的职业就是老师的一个助手，她的事业就是老师的事业。所以老师教过的大部分学生，她都记得。
她记得我们上的大学，记得我们的工作单位，记得我们结婚的年份，记得我们孩子出生的时间，记得我们孩子上学的年份，还记得我们孩子们都上了什么大学……
按照现在时尚的家庭观念和女权意识，这太不可思议了。一个女人甘当了自己丈夫的附属品，还把丈夫最平凡的工作当成了自己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她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老师也不是什么特别有趣的人，作为一个数学老师和班主任，他甚至显得刻板，跟我们学生说话也讲究师道尊严，从来没开过玩笑。
最重要的是，老师一生寂寂无名，没当过什么先进和劳模，没当过什么名师和明星，也没当过任何职务的“领导”，他也没写过专著，没讲过电视讲座……在中国，这样的老师有几百万。作为老师的妻子，她不能以他为骄傲，只能陪着他过着这平凡的人生、这素朴的生活和波澜不惊的岁月。
我读高中的时候，老师一家三口住在两个小半间平房里，里间是卧室，外间既做厨房客厅也是办公室。老师是班主任，免不了要叫学生来谈话。每次老师叫我们去谈话的时候，师母都提个小板凳，悄悄到屋外安安静静坐着。
有时候我们一些学生被训得一脸通红，走出门也不好意思跟师母打招呼，她假装没听到，一脸微笑地招呼你喝茶什么的。我常常想，当一个老师的妻子，可能不知不觉变成了慈母，学生在严父般的老师那儿被损伤的，往往在师母的笑脸中被安抚了。这笑脸让我永远记得。
我们高考那两天，老师见到我们都不说考试，一副举重若轻的样子。我自己后来当了中学教师，教了高三学生，明白了这个时候老师和学生一样忐忑，但老师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不给学生添加压力。
考完最后一场，我们没见到老师，很多人也怕被老师问，都悄悄回到宿舍，走到门口却看到师母提着一大口袋鸡蛋，她给我们这些住校生煮了鸡蛋送来，每人一袋。
我们农村孩子离家远，父母也从来没觉得高考算是一件天大的事儿。只有老师和他妻子知道，但师母也没多问我们，她知道这样的考试，难免就有失败者，她解决不了这些事儿，但她可以安抚一下我们年轻的口腹。
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母校教书，刚好和我老师成了同事，和师母几乎天天见。我教了高三她高兴，我结了婚她高兴，我有了孩子她要来送吃的……就如同世上多了一个亲人。
后来，我调到别的城市工作，前两年老师去世了，我出差没能去参加告别会，过后我去看师母，她一个人住在老房子，就好像依然守着我的老师。她隔一阵子会打电话，我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升初中、读高中，她都要问，问孩子多大了，问孩子的学校怎么样，问孩子学得怎么样……
我并不喜欢在电话上讲长话，唯独接到师母的电话，我会听她慢慢悠悠地絮叨，静静地听她说话，不管这个电话打多久。
这可能是这世界上最慈爱的声音了。 □丁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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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孩子高考结束刚刚被我们接回来，我就接到师母的电话，第一句就问孩子考得怎样。
我说我们都没好好问孩子，因为今年题目特别难，据说很多孩子都考哭了。我家这个表面上举重若轻，一副解脱的样子，甚至还有些刻意摆出来的轻松，但我们都知道她心里其实很在意的，高考结束后，大部分父母和孩子都这样子，彼此心照不宣，就好像没有这么一次重要的考试。
只有师母能这样简单明了地问情况，因为她是我老师的妻子。老师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师，教过的学生少说也几千人，把几代人送进了大学，她跟着老师一辈子，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高考，见惯了希望与失望、忐忑与焦虑、欣喜与失落……正所谓风轻云淡、波澜不惊。
也只有师母能这样丝毫不怀疑，因为她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说话做事，都用不着拐弯儿，人生到这个时候返璞归真，没必要也没精神绕弯子。她觉得我家孩子理所当然应该能学好能考好，所以她就能直截了当地问。我顿时心生愧疚，如果孩子考得太失败，那我得承担主要责任，师母的电话给我传导了一份压力，但她不会管那么多，因为她是师母啊。
当然也只有师母喜欢这样直接，她把自己当成我们的亲人，如同孩子的另一个奶奶，作为祖母辈，对自己的孙儿总是充满了偏爱，不管好赖她都会给一声喝彩，给一堆夸奖。
按照老师的讲述，他老家四川射洪属于富庶的天府之国，他读的是兰州大学数学系，算是一座名牌大学。但大学毕业，他稀里糊涂被装进一辆卡车，晃荡几十个小时之后被放下车，才发现人已经在陕南大巴山的一个小小的褶皱里了，就像一只小小的晕车的蚂蚁，顿时忘记了世界有多大。
这身世经历从他嘴里偶然讲出来，已经没有什么惊奇了。经过了几十年，他一直居住工作在小镇和小县城，教了几代学生，娶了妻生了子，把异乡变成了家乡，也把自己从流放者变成了守护者。
前些年，我和妻子带着孩子去看望老师，他们的独生子也已成家，他们不愿意打扰孩子的生活，老两口住在老房子里，互相照顾着，过着简单素朴的生活。退休以后，老师回四川射洪参加同学会，那时的同学少年，都成了六七十的老人，故乡也成了异乡。在灯下，老师拿出回老家参加同学会拍的照片给我看，讲述着那个遥远的已经成了异乡的故乡，我一边听一边在心里感慨。这是一代中国人的命运，他们的人生被时代风雨裹挟着，根本没有机会去抗争也没有时间去埋怨，等他们被冲到岸边、稍微有几分轻松的时候，却已经垂垂老矣，只剩下一点微小的享受，安安静静地度过余生。
师母给老师烧好火盆，把小屋子弄得暖暖和和，然后拿来瓜子水果，一边给我们削苹果剥桔子，一边安安静静听我们师生俩说闲话。偶尔她会插嘴，问问我某个同学的情况，我很吃惊，她记得每一个同学的名字，甚至单位，甚至他们孩子的情况。
这让我十分感动，为一个女人，为一个教师的妻子！
我知道师母年轻时在乡镇医院工作，后来身体不好，办理了内退手续，中年以后基本在家相夫教子，当了专职太太。她的职业就是老师的一个助手，她的事业就是老师的事业。所以老师教过的大部分学生，她都记得。
她记得我们上的大学，记得我们的工作单位，记得我们结婚的年份，记得我们孩子出生的时间，记得我们孩子上学的年份，还记得我们孩子们都上了什么大学……
按照现在时尚的家庭观念和女权意识，这太不可思议了。一个女人甘当了自己丈夫的附属品，还把丈夫最平凡的工作当成了自己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她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老师也不是什么特别有趣的人，作为一个数学老师和班主任，他甚至显得刻板，跟我们学生说话也讲究师道尊严，从来没开过玩笑。
最重要的是，老师一生寂寂无名，没当过什么先进和劳模，没当过什么名师和明星，也没当过任何职务的“领导”，他也没写过专著，没讲过电视讲座……在中国，这样的老师有几百万。作为老师的妻子，她不能以他为骄傲，只能陪着他过着这平凡的人生、这素朴的生活和波澜不惊的岁月。
我读高中的时候，老师一家三口住在两个小半间平房里，里间是卧室，外间既做厨房客厅也是办公室。老师是班主任，免不了要叫学生来谈话。每次老师叫我们去谈话的时候，师母都提个小板凳，悄悄到屋外安安静静坐着。
有时候我们一些学生被训得一脸通红，走出门也不好意思跟师母打招呼，她假装没听到，一脸微笑地招呼你喝茶什么的。我常常想，当一个老师的妻子，可能不知不觉变成了慈母，学生在严父般的老师那儿被损伤的，往往在师母的笑脸中被安抚了。这笑脸让我永远记得。
我们高考那两天，老师见到我们都不说考试，一副举重若轻的样子。我自己后来当了中学教师，教了高三学生，明白了这个时候老师和学生一样忐忑，但老师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不给学生添加压力。
考完最后一场，我们没见到老师，很多人也怕被老师问，都悄悄回到宿舍，走到门口却看到师母提着一大口袋鸡蛋，她给我们这些住校生煮了鸡蛋送来，每人一袋。
我们农村孩子离家远，父母也从来没觉得高考算是一件天大的事儿。只有老师和他妻子知道，但师母也没多问我们，她知道这样的考试，难免就有失败者，她解决不了这些事儿，但她可以安抚一下我们年轻的口腹。
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母校教书，刚好和我老师成了同事，和师母几乎天天见。我教了高三她高兴，我结了婚她高兴，我有了孩子她要来送吃的……就如同世上多了一个亲人。
后来，我调到别的城市工作，前两年老师去世了，我出差没能去参加告别会，过后我去看师母，她一个人住在老房子，就好像依然守着我的老师。她隔一阵子会打电话，我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升初中、读高中，她都要问，问孩子多大了，问孩子的学校怎么样，问孩子学得怎么样……
我并不喜欢在电话上讲长话，唯独接到师母的电话，我会听她慢慢悠悠地絮叨，静静地听她说话，不管这个电话打多久。
这可能是这世界上最慈爱的声音了。 □丁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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