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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伯鲁往事
语音播报：
今年是古历戊戌年，逢戊戌变法正好两个花甲。中国的帝制已是往事，而变法中陕西非常出色的名士宋伯鲁已不为人常道。
戊戌变法前后的名士风范
宋伯鲁（1853-1932）字芝栋、芝田，亦署芝纯，号竹心行一，陕西礼泉县人，1853年11月24日吉时生。据《宋伯鲁陕西优贡卷》载，其太高祖商裔，进士，例赠文林郎；父早卒。父逝后，家贫，但他贫而有志，发愤读书。先后授业于张四敬夫子、柏子俊夫子等（特别是柏子俊夫子，他是清代“关学正传”，宋伯鲁受其影响最大）。宋伯鲁对张载“四为”精神心悟神往，特别是儒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对他影响极深。加上当时的家贫和社会不公，很小他就立志要通过仕途来改变个人命运、兼济天下。光绪十一年，宋伯鲁中举，翌年成进士，官至山东道监察御史、掌印御史。在戊戌变法中，宋伯鲁表现出色。
戊戌变法前，按清制，监察御史的官职并不高，大概从五品。但权很大，上可直接上疏天子，下可直接弹劾主政官员。变法前，宋伯鲁有两件事值得叙说。一是1894年奉命典试山东。负责考试之余，宋伯鲁对山东境内黄河泛滥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并向清廷上《条陈治河疏》。指出水患的根源在“人祸”，即“皆由河工诸员不肯实心任事”、以及官员“舞弊”。同时上疏的还有《劾陕西镇安各处匿灾不报片》等。这些都反映了他关心民众疾苦、揭露官员腐败的无私无畏的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他的为官之道。另一大事是成立“关学会”。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列强瓜分中国的势态严峻。在京的各省旅京人员纷纷成立组织，目的是唤起民众保家爱国。陕西在京的宋伯鲁、李岳瑞等也成立了“关学会”。“关学会”是“保国会”的基础和助手，为扩大变法派的实力起到了很大作用，为变法作了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
戊戌变法人士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替康梁上书。宋伯鲁在变法初，对康有为特别崇拜，与康有为、梁启超走得很近，以至于有人认为“杨深秀、宋伯鲁与康最密。”按说，康当时的职位较宋低，还不能与之平起平坐，康没有对皇帝上书的权利。然而，从康的文字“命”宋一字可知，宋在当时的变法中受康指挥。宋在变法中的主要作用就是上奏章表达康与他的主张。据考证，宋伯鲁在变法的1898年3月到9月间，共上奏章达9份之多，这些奏章均与变法的重大事宜相关。宋、康如此紧密配合，说明宋对维新派的大力支持以及康对宋的信任。这里着重谈谈关于废除八股文和设置制度局的奏章。关于废八股，康记载为“于是发书告宋芝栋令其即上废八股之折。”以八股取士起源于明成化年间，考试的八股形式是有严格规定的，其弊端是生员只能把精力投入到“经义”中去，而缺少自然科学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康有为认为，“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光绪帝认为，“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不用之学，故致此。”于是下诏废了八股取士。客观地说，八股取士之废除，开创了新的教育形式，有利于自然科学的传播，有利于生员认知国情，有利于中国教育制度改革，是划时代的大事件。在此，康、宋功莫大焉。另外，宋“上制度局疏”也值得一说。变法自当年6月11日实行以来，维新派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于是康有为想设制度局，从制度上确立改革派参政议政的权利，御史杨漪川、宋芝栋等在康草拟下各上一折。杨、宋亦奏请御乾清门，以誓群臣。这一阶段，宋的主张是通过合法的程序去掉旧派人物，用维新人物取代他们并设立“议政处”，“与军机处、军务处并重。”用人标准是“要博古通今，通晓事务，体用兼宏，而不管仕与不仕”等等。从而从机构、制度上保障新政的实现。
另一部分就是宋伯鲁与杨深秀“不畏强御、合词劾之”的许应骙事件。事件的起因是，1898年，光绪帝下诏“举行经济特科之外，更举经济常科，试时务策论及政治法律、财政、外交、物理各专门之学”，以“开民智救八股愚民之害”。宋连上两折，痛陈八股之害，光绪令礼部议定。但是身为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许应骙却极力反对。6月20日，宋、杨合力劾之，这就是有名的《请将守旧礼臣立赐降斥疏》。此次，以光绪帝、宋、杨为代表的维新派与以刚毅、许应骙、刘悌为代表的保守派进行了几个回合的斗争。最终，许应骙被斥几乎回家，刘悌被罢免御史职务。这一斗争，使维新派与保守派阵线分明。在斗争中，宋的上疏起了主要作用，梁启超的《杨深秀传》也记录了此事。
戊戌变法后，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光绪、杀六君子，追捕康有为等。宋伯鲁即被加以“滥保匪人，平素声名恶劣”的“罪名”，“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得李岳瑞密报，宋开始了三年的逃亡之路。先后避入上海、日本等地，易姓改名，隐伏无常，历尽艰险，终于于1902年返陕。返陕时，欢迎的朋友学生有百余人。与宋早有隙的陕西按察使樊增祥，串通陕西巡抚升允电奏清廷，指控宋“授业康门甘为鹰犬，其罪在康有为之下，杨深秀之上”，宋入牢。被囚三年后，因慈禧七十大寿而特赦戊戌变法所涉人员，宋伯鲁方获自由。
解龟半生大风雅
自戊戌罢官至故去还有34年时间，期间，宋伯鲁先生做了大量工作。
编史志
首先他随伊犁将军长庚到迪化（乌鲁木齐），被藩司王树楠恳留，主持新疆通志局。1908年编成《新疆建置志》《新疆山脉志》各四卷。该书详尽记载了新疆历史变革和地域疆界、域内府区设置的历史沿革及物产贸易等，是维护中华民族地域疆土的重要法理依据，也是反对民族分裂的历史佐证，价值极高；其次，编《重修泾阳县志》共十六卷两册。《泾阳县志》中记载了几代皇帝对该免灾情税赋的史实，是研究当地人民生及朝廷税赋变化的重要资料；再者，修《陕西通志》。
巧与康有为周旋
保护宋元版《碛砂藏》
据《陕西省图书馆纪事》载：“（碛砂藏）始刻于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刻迄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历时91年。字体端庄劲拔，卷端所刻佛像庄严妙丽，刻工精美……藏量及品位均居全国之首。”《碛砂藏》是陕图最珍贵的藏品。1923年康有为到陕讲学访问，引出了一段康圣人盗经事件。后经宋伯鲁等陕西名流的交涉周旋，这一重宝才完整地留在陕西。
据笔者考证，事情原委大致是：至戊戌一劫，康与宋天各一方。1923年，当时的陕西省省长刘镇华邀康到陕西讲学。康于1923年11月到西安，后康应陕西佛教会邀请到卧龙寺参观讲演。期间始见《碛砂藏》，见其残缺不全，且生了书虫，康便对主持说：“将旧的不全的交鄙人带回修补，不知意下如何？我是说到做到的，尚有疑虑，鄙人愿签字作证。”主持定慧说不能自定，此事需开佛教会请众人决议。不久，康有为令人用汽车将经书运走大半。第二天，陕西佛教会即对此事作出反应，组成“陕西古物保护会”向康讨经。定慧和尚亲自去康下榻的宾馆讨要，康以“经已装箱固封，三日一早非起运不可”拒还。各界人士鼓噪哗然，甚至告到法院。未果，无奈贴出《公告》又讨。宋伯鲁先生得知后，十分焦急。在保全康名声的前提下，巧与周旋，宋去信云：
更生我兄先生道鉴：
昨日厚扰，谢谢！顷闻外间轰传卧龙寺换经一事，将起绝大交涉，窃思我公德高望重，辞受取与之间，丝毫不苟，弟知之熟矣。卧龙寺残经，榆档流传，历祀数百，秦人视之有若球图。一旦闻公辇去，自然不悦，群起而争，势所必至。吾兄此次来秦，莫不仰叹，以为千载一时，若因此小节使秦人得议其后，不特于风德有亏，且使兼座又何以为情耶？拟请即刻发还，以息浮言，庶化堆垛为烟云，而日月之更，莫不仰望者矣。冒昧上言，务希嘉纳，临笺无任悚惶之至。
弟宋伯鲁二十七日
（笔者注：应为阴历）
一月三日晚，宋又到康处，面劝康。后开箱送经返卧龙寺，“盗经”一事方才平。宋的斗争，有理有节，保全了我省宝藏，今为秦人乐道。康离开时，还赠宋书法对斯文在天地，孤愤寄山林”。
除此外，宋伯鲁先生在赈赊灾民、劝和场，与西安军民守城等诸事中，多有惠于安的父老乡亲。
书画盈清气诗著耀星灿
清末民初，官员书法家比比皆是。宋一时间卖书画以为生计，类似于辞官的郑板。宋伯鲁先生诗书画三者俱精，人称“三”。他在书画上造诣很高，有广泛的声。他视野深远，寻流溯源，讲求“中和之”、含蓄之美，不喜伸胳膊伸腿，字画讲究和雅正，历来为藏家所珍视。上世纪四十代，日本《支那墨迹大成》中就有收录。现，字画市场上很少见到宋的真迹。
据我所知，宋的著述很多，已出版的就二十多种，《新疆建置志》及《新疆山脉志》四卷、《重修泾阳县志》十六卷、《陕西通《焚余草》《西辕锁记》《画人轶闻》《清画诗史》等等。
宋伯鲁一生为官为民，磊落刚毅，为我示范着什么？每个人都当思之。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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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古历戊戌年，逢戊戌变法正好两个花甲。中国的帝制已是往事，而变法中陕西非常出色的名士宋伯鲁已不为人常道。
戊戌变法前后的名士风范
宋伯鲁（1853-1932）字芝栋、芝田，亦署芝纯，号竹心行一，陕西礼泉县人，1853年11月24日吉时生。据《宋伯鲁陕西优贡卷》载，其太高祖商裔，进士，例赠文林郎；父早卒。父逝后，家贫，但他贫而有志，发愤读书。先后授业于张四敬夫子、柏子俊夫子等（特别是柏子俊夫子，他是清代“关学正传”，宋伯鲁受其影响最大）。宋伯鲁对张载“四为”精神心悟神往，特别是儒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对他影响极深。加上当时的家贫和社会不公，很小他就立志要通过仕途来改变个人命运、兼济天下。光绪十一年，宋伯鲁中举，翌年成进士，官至山东道监察御史、掌印御史。在戊戌变法中，宋伯鲁表现出色。
戊戌变法前，按清制，监察御史的官职并不高，大概从五品。但权很大，上可直接上疏天子，下可直接弹劾主政官员。变法前，宋伯鲁有两件事值得叙说。一是1894年奉命典试山东。负责考试之余，宋伯鲁对山东境内黄河泛滥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并向清廷上《条陈治河疏》。指出水患的根源在“人祸”，即“皆由河工诸员不肯实心任事”、以及官员“舞弊”。同时上疏的还有《劾陕西镇安各处匿灾不报片》等。这些都反映了他关心民众疾苦、揭露官员腐败的无私无畏的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他的为官之道。另一大事是成立“关学会”。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列强瓜分中国的势态严峻。在京的各省旅京人员纷纷成立组织，目的是唤起民众保家爱国。陕西在京的宋伯鲁、李岳瑞等也成立了“关学会”。“关学会”是“保国会”的基础和助手，为扩大变法派的实力起到了很大作用，为变法作了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
戊戌变法人士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替康梁上书。宋伯鲁在变法初，对康有为特别崇拜，与康有为、梁启超走得很近，以至于有人认为“杨深秀、宋伯鲁与康最密。”按说，康当时的职位较宋低，还不能与之平起平坐，康没有对皇帝上书的权利。然而，从康的文字“命”宋一字可知，宋在当时的变法中受康指挥。宋在变法中的主要作用就是上奏章表达康与他的主张。据考证，宋伯鲁在变法的1898年3月到9月间，共上奏章达9份之多，这些奏章均与变法的重大事宜相关。宋、康如此紧密配合，说明宋对维新派的大力支持以及康对宋的信任。这里着重谈谈关于废除八股文和设置制度局的奏章。关于废八股，康记载为“于是发书告宋芝栋令其即上废八股之折。”以八股取士起源于明成化年间，考试的八股形式是有严格规定的，其弊端是生员只能把精力投入到“经义”中去，而缺少自然科学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康有为认为，“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光绪帝认为，“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不用之学，故致此。”于是下诏废了八股取士。客观地说，八股取士之废除，开创了新的教育形式，有利于自然科学的传播，有利于生员认知国情，有利于中国教育制度改革，是划时代的大事件。在此，康、宋功莫大焉。另外，宋“上制度局疏”也值得一说。变法自当年6月11日实行以来，维新派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于是康有为想设制度局，从制度上确立改革派参政议政的权利，御史杨漪川、宋芝栋等在康草拟下各上一折。杨、宋亦奏请御乾清门，以誓群臣。这一阶段，宋的主张是通过合法的程序去掉旧派人物，用维新人物取代他们并设立“议政处”，“与军机处、军务处并重。”用人标准是“要博古通今，通晓事务，体用兼宏，而不管仕与不仕”等等。从而从机构、制度上保障新政的实现。
另一部分就是宋伯鲁与杨深秀“不畏强御、合词劾之”的许应骙事件。事件的起因是，1898年，光绪帝下诏“举行经济特科之外，更举经济常科，试时务策论及政治法律、财政、外交、物理各专门之学”，以“开民智救八股愚民之害”。宋连上两折，痛陈八股之害，光绪令礼部议定。但是身为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许应骙却极力反对。6月20日，宋、杨合力劾之，这就是有名的《请将守旧礼臣立赐降斥疏》。此次，以光绪帝、宋、杨为代表的维新派与以刚毅、许应骙、刘悌为代表的保守派进行了几个回合的斗争。最终，许应骙被斥几乎回家，刘悌被罢免御史职务。这一斗争，使维新派与保守派阵线分明。在斗争中，宋的上疏起了主要作用，梁启超的《杨深秀传》也记录了此事。
戊戌变法后，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光绪、杀六君子，追捕康有为等。宋伯鲁即被加以“滥保匪人，平素声名恶劣”的“罪名”，“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得李岳瑞密报，宋开始了三年的逃亡之路。先后避入上海、日本等地，易姓改名，隐伏无常，历尽艰险，终于于1902年返陕。返陕时，欢迎的朋友学生有百余人。与宋早有隙的陕西按察使樊增祥，串通陕西巡抚升允电奏清廷，指控宋“授业康门甘为鹰犬，其罪在康有为之下，杨深秀之上”，宋入牢。被囚三年后，因慈禧七十大寿而特赦戊戌变法所涉人员，宋伯鲁方获自由。
解龟半生大风雅
自戊戌罢官至故去还有34年时间，期间，宋伯鲁先生做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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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随伊犁将军长庚到迪化（乌鲁木齐），被藩司王树楠恳留，主持新疆通志局。1908年编成《新疆建置志》《新疆山脉志》各四卷。该书详尽记载了新疆历史变革和地域疆界、域内府区设置的历史沿革及物产贸易等，是维护中华民族地域疆土的重要法理依据，也是反对民族分裂的历史佐证，价值极高；其次，编《重修泾阳县志》共十六卷两册。《泾阳县志》中记载了几代皇帝对该免灾情税赋的史实，是研究当地人民生及朝廷税赋变化的重要资料；再者，修《陕西通志》。
巧与康有为周旋
保护宋元版《碛砂藏》
据《陕西省图书馆纪事》载：“（碛砂藏）始刻于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刻迄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历时91年。字体端庄劲拔，卷端所刻佛像庄严妙丽，刻工精美……藏量及品位均居全国之首。”《碛砂藏》是陕图最珍贵的藏品。1923年康有为到陕讲学访问，引出了一段康圣人盗经事件。后经宋伯鲁等陕西名流的交涉周旋，这一重宝才完整地留在陕西。
据笔者考证，事情原委大致是：至戊戌一劫，康与宋天各一方。1923年，当时的陕西省省长刘镇华邀康到陕西讲学。康于1923年11月到西安，后康应陕西佛教会邀请到卧龙寺参观讲演。期间始见《碛砂藏》，见其残缺不全，且生了书虫，康便对主持说：“将旧的不全的交鄙人带回修补，不知意下如何？我是说到做到的，尚有疑虑，鄙人愿签字作证。”主持定慧说不能自定，此事需开佛教会请众人决议。不久，康有为令人用汽车将经书运走大半。第二天，陕西佛教会即对此事作出反应，组成“陕西古物保护会”向康讨经。定慧和尚亲自去康下榻的宾馆讨要，康以“经已装箱固封，三日一早非起运不可”拒还。各界人士鼓噪哗然，甚至告到法院。未果，无奈贴出《公告》又讨。宋伯鲁先生得知后，十分焦急。在保全康名声的前提下，巧与周旋，宋去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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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外，宋伯鲁先生在赈赊灾民、劝和场，与西安军民守城等诸事中，多有惠于安的父老乡亲。
书画盈清气诗著耀星灿
清末民初，官员书法家比比皆是。宋一时间卖书画以为生计，类似于辞官的郑板。宋伯鲁先生诗书画三者俱精，人称“三”。他在书画上造诣很高，有广泛的声。他视野深远，寻流溯源，讲求“中和之”、含蓄之美，不喜伸胳膊伸腿，字画讲究和雅正，历来为藏家所珍视。上世纪四十代，日本《支那墨迹大成》中就有收录。现，字画市场上很少见到宋的真迹。
据我所知，宋的著述很多，已出版的就二十多种，《新疆建置志》及《新疆山脉志》四卷、《重修泾阳县志》十六卷、《陕西通《焚余草》《西辕锁记》《画人轶闻》《清画诗史》等等。
宋伯鲁一生为官为民，磊落刚毅，为我示范着什么？每个人都当思之。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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