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略读与误读

我写东西比较早，因而读各种文艺书也就早。早先的习惯是：总会把那些买回的书放到一边，再争分夺秒地读从各个图书馆借来的书。是的，书非借不能读也。其结果便是自己书的数量逐日增长，没看的书却越来越多。甚至为读书还做出“年计划”，一年内定要把哪些书读完，计划却又赶不上变化快，书在看，却做不到什么书都逐字逐句读，而是有精读有略读，起初是为完成“年计划”，后来却逐渐养成了某种阅读习惯。

古人曾讲：“一物不知，君子之耻。”我也曾恨不能做到“于学无所不窥”，后来才明白这种想法不仅虚妄，且无必要。多年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世上的书无论如何都是读不完的，即便博学如博尔赫斯、翁贝托·埃科。

埃科说过，凡为经典皆有再读必要。而我觉得，但凡经典都要精读。而对于某些书而言，略读亦绝非无用，至少在需要它的时候知道到哪去找它。

当年，梅兰芳对与戏曲有关的书便是精读，对新文艺的书便是略读。我以为这恰是作为一代戏曲表演大师最好的阅读方式。梅先生藏书里有明崇祯年间刻本《曲律》《度曲须知》《弦索辨讹》等，还有天虚我生著的《学曲例言》及各种皮黄、越剧、秦腔甚至鼓书和弹词戏本，这些都是他精读的，有的精读不止一遍。而对于新文艺书籍，梅兰芳所藏也不少，但略读居多，精读的也有，比如徐志摩与陆小曼合著的《卞昆冈》，英国剧作家巴雷的《可钦佩的克莱敦》等。

多年前我曾买回一套《清史稿》，煌煌十二巨册，想精读却一直没做到，但略读还是收获颇丰，论及有清一朝，总能准确找到出处。略读看上去不求甚解，但对于一个于文字敏感的人而言往往能从字里行间慧眼识珠。与精读一样，略读的书也是越多越好。朱光潜先生拿到一本书，往往是先看一两页，如发现文字不好，接下来就只略读，如内容再不行，则干脆不读。不用说朱光潜先生，一个人倘能被外界尊为读书人，那么他对一本书的直觉和评判总不会太差。

比起略读，最不靠谱的还是误读。误读也分不同情况。比如我，大概十六七岁时就读过一些经典，尤其是读了不少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那时觉得自己好神气，别人没读懂的，被我一个少年读明白了。后来发现，好多我所谓读懂的其实根本就没读懂，有的甚至是误读，与作家和作品所要阐释的本意南辕北辙。这也是我到成年后才意识到的问题，没办法，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重新精读。除了像我这种误读的情况，还有另外一种误读，因为比较迷惑人因而显得更“危险”，这就是搭所谓的“知识经济”快车应运而生的“阅读胶囊”。我甚至认为这是在人类阅读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阅读传销”。

所谓“阅读胶囊”，便是针对人们普遍希望快点提升、快点成功、快点幸福、快点减肥等等心理，把各种书籍提炼成一粒粒“胶囊”贩卖给读者（消费者），即“二手阅读”。但我对这些搭知识经济而来的“阅读胶囊”疗效实在存疑。他们令我想起儿时看过的小人书，原著四五个章节的内容在小人书里甚至分不到一两句话。由此造成的误读显而易见。试想，当一部百八十万字的巨著被浓缩成一粒胶囊，像速效救心丸一样让你吞下，它可以救急，比如有朋友谈论这部作品的时候你可以插几句嘴，但也顶多表示你知道这部作品而已。

对于阅读，我不是单纯地怀旧，也不是刻意去诟病任何新的阅读方式，虽然在社交网络时代，阅读正逐渐从一个独立、个体的行为变得更加社交化、功利化。但作为一个读书人，总该不与流俗妥协；否则，与其浪费了读书的那点儿时间，倒不如去做点儿其他的活计。

□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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