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缘
□朱耀儒
与秦腔的结缘是从幼年就开始的。我们那个安全靠狗、叫人靠吼、出行靠走的闭塞偏僻的小山村,虽然只有几十户人家,但却有一个历史悠久闻名遐迩的自乐班。每逢过年、庙会或谁家有红白喜事,自乐班都会演唱。我不会走路时,父亲把我架在脖子上去看戏;我会走路后,父亲拉着我的手去看戏;我七八岁的时候,我都会自己跑去看戏。那时候,我虽然看不懂他们唱的什么,但我爱听武场面铜器的响亮和震撼,更爱听文场面的悠扬和婉转。
上初中后,报名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小组“音乐组”。在音乐组我学会了识简谱,学会了拉二胡。那时候演奏主要是拉歌舞曲,歌舞曲的音韵宽广,至少有两个八度,甚至有三个八度,这就需要学会换把(即手指下滑)。平常换一次把就可以,比较复杂的歌舞曲就要换到第三把。拉二胡换把还是比较简单的技能,更难掌握的是变调。那时候学校有文艺演出队,我也在演出队拉二胡。遇到节日,演出队就要排节目,有时也排一点秦腔小戏。
读大学的时候,学校有两个文艺团体,一个是歌舞团,一个是秦腔团,我参加了秦腔团。所以,在校几年,秦腔演奏就不曾生疏,也过足了秦腔隐。毕业后,我和同班十几位同学被分配到乾县羊毛湾水库劳动锻炼。时逢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水库指挥部组织参加劳炼的大学生组织了一个“迎九大宣传队”。我被指挥部管宣传的陈老师叫去加入了宣传队,宣传队主要排歌舞和活报剧。陈老师要求我们能排点秦腔节目,可乐队的所有人都不懂秦腔。好在外语学院毕业的一位贾姓女生说她会唱秦腔。于是我拉板胡和她练了几天,终于让宣传队也有一个秦腔唱段。没想到那次为工地民工演出的晚会上,只有我和贾同学的秦腔唱段得到他们的喝彩。
十多年后,我被调到省城的一家教育报刊社从事教育报刊的编辑工作。在省城我曾两次被邀请到省电视台“秦之声”当评委,也被陕西省秦腔协会选为理事。省城有许多自发组织起来的自乐班,我常去他们演出的地方看戏。看得多了,我就有些手痒。于是,我花千余元买了一把质量较好的二胡,参加了“秦腔北会自乐班”的演出。秦腔北会每周六上午在环城公园演出,吸引了不少戏迷前来观看。
回顾大半个世纪的经历,我今生与秦腔确实是结下了不舍不离的缘分。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朱耀儒
与秦腔的结缘是从幼年就开始的。我们那个安全靠狗、叫人靠吼、出行靠走的闭塞偏僻的小山村,虽然只有几十户人家,但却有一个历史悠久闻名遐迩的自乐班。每逢过年、庙会或谁家有红白喜事,自乐班都会演唱。我不会走路时,父亲把我架在脖子上去看戏;我会走路后,父亲拉着我的手去看戏;我七八岁的时候,我都会自己跑去看戏。那时候,我虽然看不懂他们唱的什么,但我爱听武场面铜器的响亮和震撼,更爱听文场面的悠扬和婉转。
上初中后,报名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小组“音乐组”。在音乐组我学会了识简谱,学会了拉二胡。那时候演奏主要是拉歌舞曲,歌舞曲的音韵宽广,至少有两个八度,甚至有三个八度,这就需要学会换把(即手指下滑)。平常换一次把就可以,比较复杂的歌舞曲就要换到第三把。拉二胡换把还是比较简单的技能,更难掌握的是变调。那时候学校有文艺演出队,我也在演出队拉二胡。遇到节日,演出队就要排节目,有时也排一点秦腔小戏。
读大学的时候,学校有两个文艺团体,一个是歌舞团,一个是秦腔团,我参加了秦腔团。所以,在校几年,秦腔演奏就不曾生疏,也过足了秦腔隐。毕业后,我和同班十几位同学被分配到乾县羊毛湾水库劳动锻炼。时逢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水库指挥部组织参加劳炼的大学生组织了一个“迎九大宣传队”。我被指挥部管宣传的陈老师叫去加入了宣传队,宣传队主要排歌舞和活报剧。陈老师要求我们能排点秦腔节目,可乐队的所有人都不懂秦腔。好在外语学院毕业的一位贾姓女生说她会唱秦腔。于是我拉板胡和她练了几天,终于让宣传队也有一个秦腔唱段。没想到那次为工地民工演出的晚会上,只有我和贾同学的秦腔唱段得到他们的喝彩。
十多年后,我被调到省城的一家教育报刊社从事教育报刊的编辑工作。在省城我曾两次被邀请到省电视台“秦之声”当评委,也被陕西省秦腔协会选为理事。省城有许多自发组织起来的自乐班,我常去他们演出的地方看戏。看得多了,我就有些手痒。于是,我花千余元买了一把质量较好的二胡,参加了“秦腔北会自乐班”的演出。秦腔北会每周六上午在环城公园演出,吸引了不少戏迷前来观看。
回顾大半个世纪的经历,我今生与秦腔确实是结下了不舍不离的缘分。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